当我们每天乘坐公交，或开着私家车，经过益阳一桥、二桥或三桥，向划城而过的资江投去诗意的一瞥时，您是否想到，这条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被两岸的高楼挤得有点儿窄了的大河，还隐藏着6条渡口？而且，不管岸上的变化多大，乘船的人多少，摆渡者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坚守？

如果我们忘了，81岁的黄金莲老大娘可没忘。不久前，老人在大女儿的陪同下，来到6条渡口之一的大渡口，看摆渡的小女儿来了。小女儿叫冷桃珍，今年48岁，承包这处渡口三年了，因为以船为家，且一年365天没一天休息，便常常是母亲来看女儿。老人见有人采访，主动搭话说，她跟老伴行了一辈子“直水”（开货船）,当年特别羡慕“驾横河”的，收入高，又安逸。冷桃珍说，安逸是安逸，收入就不说了，现在的客源，主要是几个到一中和二中读书的孩子，虽然人不多，但从早6、30到晚8点，一刻鈡一趟，却不能少。“现在油价老涨，我还请了两个机手，不亏就是万福了。所以轮渡服务公司每月都只收我100元管理费。”

说话间，渡船已经在江上行了一个来回。在她以船为家的后舱，她在工程公司做事的丈夫正在炒刁子鱼。再看看下船的一名乘客，加上起先上的两名，一个来回只3个客，还没有她自家的人多。

另外5处渡口，分别叫李昌港、将军庙、娘娘庙、龙山港和宝塔，基本也是一条船，一个承包人。市长江货运公司兼轮渡服务公司书记戴胜湖说，这些渡口的经营状况有的还不如大渡口，只须交50，李昌港和宝塔还不要上交。虽如此惨淡，但航运总公司每年七八万的投入和安全管理却不能少，并且还不能停摆。这是因为除了有人会给市长打电话外，各渡口也都有存在的理由：像大渡口有学生需要一样，将军庙进城卖菜的农民多；娘娘庙只要船舶厂不停工，上下班的工人也不少；龙山港如果是清明节，祭祖扫墓的一船船还搞不赢；至于一头一尾的两处，因离大桥远，就更有需要。且这些承包人都是老职工，祖辈都是驾船的，大部分还是全家班，与渡口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冷桃珍雇佣的两位机手中，一位叫彭赛成，今年58岁，过去就是大渡口队的队长。谈起渡口的过去，老队长一脸幸福：我父亲解放前就摆横河，那时是木划子，一个渡口至少20条。1965年，换成了机帆船，我父亲还是益阳机帆船驾驶第一人。进入七十年代，机帆船成了平板船，每次能载200多人。当年两岸上千人的厂子又多，早晚高峰，只见人头不见码头。两分两分的船票，一个月收入一万甚至两万，你看有多少人上船。特别是粉碎“四人帮”那几年，赫山区的农民到县剧院来看老戏，每晚四条平板船都应付不过来。人一多，逃票的也多，纠纷或斗殴就在所难免，那几年，派出所拿了我脑壳疼，因为出了问题，我总是护着职工……

说到逃票，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本质问题，完全是低工资给闹的。正在过渡的69岁的市民张仙蓉说，1958年她参加工作只14块钱一个月，每天要过河，当时汽车路渡口是汽船，要三分，为省下这一分，她宁愿起早点，搭旁边的木船。“当时政府也想得周到，为困难群众还保留了两只木划子。”

冷桃珍的弟弟，现市轮渡服务公司经理冷斌生也有一段辛酸回忆：当年父母开“直水”，一到回益阳的日子，我就和弟弟沿河去找。一次，好不容易在龙山港看到船了，却停在对岸的煤坪下，平时父亲都会张起耳朵听，可那天去早了，河面很嘈杂，只能过渡，但没钱，绕道过桥吧，又不想，便将衣服盘在头上，两弟兄双双浮水过了河。想当年我12，弟弟才10岁。现在虽说船票涨到一块了，可谁家的孩子会因船票去冒险？

可能也正是因为中国的低收入和这种穷困，才造就了中国的渡口，使它们从诞生那天起，便与“义”字相连。因此，在乡野和集镇，凡有河流的地方，历来都不乏那些不计代价的默默摆渡人，人们总是亲切地称这些渡口为“义渡”。想起高楼大厦中的这6处渡口，想起冷经理说的，“我姐这三年没休过一天，六月间晒得像火焙鱼，十二月间手又成了红虾弓，只看见冻疮……”不由对城市深处的这些摆渡人，生出一种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