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仅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苗家妇女，但她却自编自导拍摄了一部以呼吁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千里寻母记》。

 她是一名以干农活、捡破烂维持家庭生活的农村大嫂，但她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的行动为全社会做出了榜样。她曾当选中央电视台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2008年8月，又被评为湖南省“关爱女孩”十大新闻人物。
 她是一名偏僻苗寨中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在互联网上键入她的名字，可搜索到上百条目录。
她叫田金珍，今年42岁，丹桂飘香时节，我们在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找到了她。她皮肤黝黑，一顶斗笠，一袭苗装，一口汉话中带着浓浓的苗语音调。
 我们开始听她讲她的故事——
 好想把他们父母喊回来
 我丈夫在矿山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为了两个孩子的学费，2000年春起，我开始在湖南、重庆、贵州三省市交界地带捡垃圾、收破烂，碰见好多阿爸阿妈外出打工的孩子，他们留在家里，让婆婆爷爷抚养，成为“有父母的孤儿”。孩子们在每次跌倒哭出声时，从嘴里喊出的第一声就是婆婆爷爷，而不是阿爸阿妈！
 记得在2001年的冬天，我收破烂到吉卫镇各屯村，走进一家几乎不能住人的破木屋里。一个大约12岁的小男孩，头发又乱又脏，把身子藏在一团漆黑的烂棉絮里做作业，旁边放着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男孩叫麻兴文，父母在广东打工，已经3年没回来了，小男孩全靠乡亲们帮助过日子。
 2002年9月的一天，我在吉卫镇看见一对小姐妹，一个七八岁，晕倒在地，一个十一二岁，蹲在一旁哭着。我感到她们非常可怜，便把晕倒在地的小妹扶起来，到路旁的人家找来一盆清水，给她洗掉脸上和身上的脏物。原来，这对姐妹的阿爸阿妈外出打工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回来过，她们与80多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日夜想着爸妈回来，后来听说有人看见她们母亲在矿山打工，于是她和妹妹偷偷地瞒着奶奶，走了几十公里的山路到矿山找阿妈，没有找到阿妈，在回来的路上，没有饭吃，又累又饿，体弱的妹妹就晕倒了。
 这些小孩的不幸遭遇，使我联想到这些年捡垃圾、收破烂时，碰到一个又一个可怜的孩子，我好想帮助他们，把他们父母喊回来。
 我要拍一部反映留守儿童的电视剧
 就在2003年3月的一天，我在吉卫镇赶场时发现很多乡亲围着一部电视机，观看由本地苗歌手演唱的苗歌碟子，我从这件事受到了启发。我想，如果我将自己看到的故事做成电视剧影碟播放，让这些孩子的父母都能通过电视知道自己孩子是多么的孤苦可怜，或许他们的父母就会回来看他们。但是，要做一个影碟，要有摄影师、演员，还要有资金、有技术，我什么都没有。可是那些孩子的遭遇，太让我痛心了，我下决心试一试。
 丈夫知道我的想法后对我说：你是不是发癫了！寨子里的人也说，这个婆娘怕是收破烂中了邪，一个乡下妇女还想拍戏？
 不管如何，我还是想试试。2003年6月19日，我悄悄地卖掉了家里的两头猪，换得2000块钱。丈夫知道后，和我打了一架。我一边收破烂一边打听，先后3次步行到100多里外的凤凰县腊尔山镇科容村，找到做苗歌光碟的摄影师吴庆先夫妇，请他们帮助我拍电视剧《千里寻母记》。可他们自己也没有拍过电视剧，就叫我先把剧本拿出来再看。我不晓得剧本是什么，偷偷问读中学的女儿，从女儿那里了解个大概后，我就用女儿的作业本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写了一本又一本，还是写不出来，只得给摄影师细细说了自己的想法。摄影师被我那一份同情留守儿童的真情所感动，主动提出免费拍摄。没有钱请演员，就拿女儿和亲戚家的小男孩当主角，导演、化妆我一人搞。我找来一台拖拉机，一行5人就坐在上面，看到比较合适的地方，停下拖拉机跳下来就拍。也没有个什么艺术，反正就是按我脑子里的想法拍，让摄像把所有的过程全拍下来。起初不理解的丈夫，这时也挑着铁锅、大米和蔬菜，跟在了我的后面。
 120分钟的《千里寻母记》终于拍摄完了。8月，在村支书家里第一次播放，寨里人把房间都挤破了，大家看了一遍又一遍，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千里寻母记》很快就在边区流传开了。我刻制了300张光碟，发动留守孩子都给在远方的阿爸阿妈写信，将光碟一起免费寄给了留守儿童在外打工的父母。许多打工的家长观看了《千里寻母记》后，回到儿女身边。腊乙村就有100多个父母回到了孩子的身边。
我成了他们的代理阿妈
 《千里寻母记》制作完成后，我把村里的留守孩子叫到我家里，守着督促他们做功课，给他们洗澡、洗衣、理发，烧水给他们喝，煮饭给他们吃，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帮助留守儿童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有一次，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邀请，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面对面交流关于中国留守儿童的话题，我才晓得全国眼下有留守儿童2300万名。当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帮助留守儿童时，叶教授告诉我，只能靠留守儿童自立自强，靠千千万万个有爱心的人来帮助这些孩子。听了叶教授的话，我从中得到启示。
 2006年8月，我在村里创办了一个“留守儿童自强班”，首批学生70人，我成了他们的“代理阿妈”，我的家也就成了留守儿童们温暖的家。我还发动村里10多名村民来自强班当 “爱心阿妈”和“爱心阿爸”。每年暑假，都有来自长沙、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生到这里担任补习老师。后来，我还把留守儿童自强班模式推广到凤凰县腊尔山区，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
 许多媒体采访报道了我，我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有一次我坐火车，一对夫妇认出了我，他们把500元钱塞在我手中说：“田嫂，我们被你感动，这是我们的心意，代我们用到你觉得能帮的孩子们身上，我们相信你。”这对夫妇连姓名也不肯留下，就在常德石门车站下车了。我一直希望能联系上他们，告诉他们，我把那500元资助了排吾村的一对孤儿，想代表孩子感谢他们。
 现在，我和《中国母亲网》走到了一起，与那些关心留守儿童的众多中国母亲一起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出力。我通过中国母亲网站，已经在吉卫、补抽等中小学为13名留守儿童找到了救助人。
 我晓得，我为留守儿童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只能尽点心力，做只火把，在山寨中多留些光亮。